■诗歌中的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
◇韦白
当前,对一首诗的好坏判断,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难以获得共识。体制内刊物一如既往的腐朽,使进入读者视野的诗歌,变得越来越难以卒读。我曾经(大约是去年吧),也曾在邮局的报刊亭翻阅过所谓的《诗刊》,我简直佩服这些编辑们这么稳定地把一种早已死去的诗歌保存得那么完好,一陈不变。你无法分辨这是一份正在发行的诗刊,还是一份过期的诗刊。前段时间,也有人把发表在《诗选刊》上的诗歌粘贴在诗歌论坛上,想要大家谈一谈这些诗好在哪里。当然,那些所谓的诗是极差的,我回贴时毫不犹豫地写下了“这些诗肯定是不好的”。但回完贴,我感到无聊,发贴的人其实又何尝不知道那是极差的诗,他们质疑的与其说是那些所谓的诗,不如说质疑的是那样的诗是怎么发表出来的。
其实,体制内刊物的公信力早已丧失殆尽,这在真正优秀的写作者那里,几乎已成为常识。也就是说,一首好诗很难发表,一首差诗总能发表,并且总是差诗发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归咎于体制,事实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确实是源于体制的缺陷。但另一方面,又与弥漫在诗歌界的相对主义与犬儒主义息息相关(而这一点,却与体制无关,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漩涡中)。
说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中国当代诗坛(如果还存在一个所谓的诗坛的话)已彻底的江湖化。中国诗人评判诗歌的标准,已几乎离开文本而变成了一种对“身份”和“派别”的辨识。而诗歌好坏的标准成为了“身份”和“派别”的牺牲品。这一点,从所谓的“盘峰诗会”以来,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牺牲诗歌的标准而依附于派别的判断,说穿了是中国古老的“江湖文化”的现代变种,是一种典型的“帮派文化”。
在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诗歌”和“民间诗歌”中,还有一类人,他们确实脚踏两只船。我见到过不少写作时间较长而又有一定的美学趣味的写作者,他们在对于诗歌好坏的判别时,往往把优秀的诗歌和低劣的诗歌混为一谈。比如说,有人能够欣赏杨炼、张曙光的诗歌,但又会容忍赵丽华、伊沙之流的低俗写作。这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是中了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毒。上述的体制内刊物,其实也是这种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们貌似公正地对待两派,其实是他们对于诗歌缺乏本质上的理解,而采取的一种犬儒式的“骑墙”,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明确的美学主张或对读者带有引导性的美学倾向。他们往往在一个派别中挑出几位,然后又从另一个派别挑出几位,然后像大杂烩似的“一锅煮”。这种习气不仅是当前体制内刊物的通病,也是一些有影响的民刊的操作方式。
这是一个“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时陷入了困境的时代。与“现代性”相伴随的“普遍性陈述”,在“后现代语境”中受到了普遍的质疑,而这正是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但在对“现代性”的颠覆中,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后现性”倡导的是一种抽象的破坏精神,在“后”学的基础上,无法建立起真正有文化价值的系统。如果依照后现代主义的彻底抛弃一切规范性、普遍性陈述,那么,一切价值判断,乃至任何真正的有意义的批判,都将变得不可能,或者不可思议。
对“普遍性陈述”的颠覆,带来的后果必然是标准的失落和无法达成共识的窘境,使文化批评成为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游戏。反映到诗歌界,这些年来的诗歌批评普遍失去了诗人们的信任。像沈奇这样的所谓的诗歌批评家,曾经明目张胆地鼓吹“诗歌评论已经成了一种赞颂性的文体”。而广大的寄生在学院中的“教授们”或“博士们”,在他们为应付“升职称”或被迫出成果的“论文”中,更是没有任何标准可言。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建设性的、带有明确诗学主张和批判精神的诗学文章。他们一方面是没有形成自己明确的诗学主张,或者说脑子里压根就没有什么诗学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屈从于现有秩序(不是带有标准的筛选,而是“捡到碗里都是菜”),献媚于诗歌界的既得利益者。而后者,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与其说他们是相对主义的受害者,甚至还不如说他们是犬儒主义的实践者。
绝对的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使诗歌的评判变得异常的艰难,甚至是不可能。诗歌的生态进一步败坏。诗人内部的通约性也已变得越来越差。在这个纯正的艺术日益边缘化、新媒体带来的“去精英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语境下,文学的标准必将进一步混乱和模糊,反映在诗歌中的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会更加大行其道。但是它暴露出来的缺陷也日益明显。在中国当代汉诗原本就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情况下,对诗歌标准的重建和守护显得尤其珍贵而必要。
2009-07-06